当前位置：首页 > 体育赛事 > 正文

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历程演变、逻辑转换、基层探索和未来展望

体育赛事
2024-12-16 13:18:16
20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傅钢强

浙江农林大学体育军训部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采用文献资料分析、个案分析和专家访谈等方法对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历程演变、逻辑转换、基层探索和未来展望进行探讨。研究认为，在“革命求富”“建设谋富”“改革奔富”“脱贫共富”的不同历史阶段，体育对于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均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与以往实践相比，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面临着目标、价值、维度和模式等多个方面的逻辑转换。通过对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3个典型模式的分析发现，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重外部力量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相结合、从重点突破向协同发展推进。建议未来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推进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 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体育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此过程中，全国体育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体育资源的作用，为帮助贫困民众摆脱绝对贫困做出了突出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明确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当然，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而目前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光明网，2023）。因此，只有深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算高质量达成。为了继续发挥体育的独特优势，2023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2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期更好地发挥体育在促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从共同富裕的视角系统回顾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演变历程，解读从“体育扶贫”到“体育助振”的逻辑转换，重点探析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并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方针”进行未来实践展望。

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一切当代的乡村建设必然有着历史性的继承，更有着趋势性的发展，把握一脉相承的乡村建设历史，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春光，2020）。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与工业文明交锋的过程中，乡村逐渐走向破败衰落。因此，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探索乡村振兴的发展之道。而体育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元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通过努力探索和积极实践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形成了鲜明的演进历程。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开始了“革命求富”的探寻之路，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革命争取民族独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意识到体育节事活动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并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开展红色体育工作。如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领导进步青年学生在广州成立了青年团，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要求设置青年工农的娱乐机关、游戏场、俱乐部等，要以武术、拳术、远足、游艺会等方式来“联络非团同志”，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王增明等，2021）。此后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策略的提出，当时体育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反抗封建主义、军阀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苏区体育运动”也应运而生（闵瑞欣等，2021）。1933年，《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指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要做关于战争需要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动，强健身体，锻炼在革命战争中所需要的技能（胡庆山等，2021）。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健身、备战、娱乐”为原则成立了第一个体育组织，即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与此同时，建军节运动会也改为了“抗战动员运动会”，毛泽东同志在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动员起来”（蔡传明等，2023）。

总而言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阶段体育的发展与革命的纲领、口号、目标深度契合，且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斗争训练的需要，但也对当时的乡村社会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育的发展极大激发了当时人们通过革命追求富裕的精神动力，也开启了助力乡村社会逐渐振兴的艰难征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主权安全仍受到严重挑战。政府亟需大力发展生产力来巩固国家政权，为实现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此时国家特别重视体育发展对国防和生产的重要作用，1950年7月创刊的《新体育》杂志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是体育的两个基本任务。”1952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的号召。同年年底，国家体委提出了在农村要利用农闲时节进行民兵训练，开展有利于增进农民体质健康的活动要求。当时河北怀安、山西黎城等地结合民兵训练组建了运动队，并开展了木马、武术、单杠、双杠和越野赛跑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胡庆山等，2022）。此后，国家继续大力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于1953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首次正式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命题。于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建设谋富”，使广大人民群众拥有强健的体魄，国家先后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简称《劳卫制》）和《“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和项目标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2 000多万名农民群众参与了《劳卫制》活动，约占当时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5%（冯祎中，2017）。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逐步在实践建设领域中明确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此后，体育工作依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农事活动规律，进一步有目的、按计划地开展并服务劳动建设和增强人民体质。然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乡村经济并不富裕，当时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如拔河、石担、石锁、登山和游泳等体育比赛。

总而言之，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体育的功能也逐渐转变为为建设生产而服务。面对当时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尽管体育设施简陋、赛事活动朴素，但是体育活动的开展却有声有色，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在这个“建设谋富”阶段，我国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也真正开始起步。

上一阶段的改造和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但长期的计划经济也导致了私人竞争缺乏、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于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富有商业传统、敢为人先的浙江地区敏锐地意识到了体制改革所赋予的时代机遇，温州市和台州市等多个地区提出了“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的发展口号。1979年8月，浙江省政府颁发了《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规定（试行草案）》，鼓励个体到小商品市场进行经营，并允许个人合办城镇街道集体企业（卓勇良，2010）。于是，当时在浙江省台州市农村地区就出现了村民将自己生产的鸡毛毽子带到城乡农副产品市场进行销售的“改革奔富”实践萌芽。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此后，中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主要目标就是追求物质财富规模的高速增长。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农业部共同印发了《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农村体育工作要以乡镇为重点，以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繁荣农村体育文化为中心，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由此表明，体育发展不再仅局限于为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休闲娱乐等其他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傅钢强等，2020）。2006年，为了助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农村地区组织实施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对推动农村“两个文明”及新农村建设起到了显著效果（许月云等，2009）。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体育助力乡村社会的发展，有效丰富和拓展了其相关涵义和功能。与此同时，社会民间力量也开始参与其中，并将其与推动人民富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奔富”背景下体育对于乡村社会振兴的重要意义。自此，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也快速进入到有效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从此全国开启了交通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和水利扶贫等一系列扶贫举措。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国家体育总局“十三五”时期定点扶贫工作方案》，并将江西省崇义县作为对口支援地区，帮助其创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试验县。在此背景下，我国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天津等省、市体育局均开展了对口扶贫工作，并派驻相关工作组对帮扶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体育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等进行了精准指导，为困难农民实现“脱贫共富”开辟了新的路径（夏成前等，2022）。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更是要求“将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实施体育扶贫工程”。此后，我国各级体育部门均深度参与到体育扶贫工作，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邵凯等，202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明确提出要站在共同富裕的高度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此时的共同富裕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富裕，而是物质、精神、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的更公平、更高质量、更为全面的富裕（张建华等，2023）。因此，当前体育的基本任务将从助力脱贫攻坚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积极转变，通过体育与农业、生态、文化等元素的优化整合实现乡村更繁荣、农业更兴旺、农民更幸福和乡风更文明。

总而言之，虽然体育扶贫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我国城乡、地区、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存在，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尚存在矛盾。因此，在我国已进入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体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过程中也要更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

如上所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体育助力脱贫攻坚的主要任务是摆脱绝对贫困，其主要凸显的是功能性目的。而如今立足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目标定位、理论价值、实践维度和操作模式等方面的系统分析，从而有助于正确认识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规律和一般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应以一种“大系统观”的视角谋求贫困治理与社会子系统的互构关系，其目标不仅要聚焦共同富裕实现的个体精度，还应该包括共同富裕实现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首先是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对象应该从部分转向到全体。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实施“体育扶贫工程”之初，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为1 660万，这也是当时体育扶贫的主要对象（陈德旭，2021）。然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做到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人也不能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对象不仅要包含老弱病残特殊困难户、普通农民、农民企业家、农业技术员等农村原住民，还应包括返乡务工人员、乡贤以及下乡投资兴业的外来人员等，做到实施对象的全覆盖。其次是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时间应该从短期延伸到长期。体育行业在短期内集聚了大量资源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帮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共同富裕的未来愿景是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一个分阶段的实施过程。因此，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阵地战，具有循序渐进的基本特征（郭庆，2021）。最后是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空间应该从区域扩展到全域。脱贫攻坚重点聚焦的是贫困村、贫困乡、贫困县等深度贫困地区，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等地区，关注范围相对有限。而共同富裕目标覆盖的则是整个中华大地，除了已经富裕起来的地区和脱贫攻坚所定位的贫困村之外，还包含广大的非贫困地区。这就要求体育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解决点与面、区域与全域的矛盾，既照顾区域的差异性，又突出乡村的整体性。

共同富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阶段，必然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实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过度追求效率的方式，不但要能关注到农民群体的身体素质，更要能关心到农民的道德水平和情感建设，坚持“以人为本”。首先是要能继续通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提高其身体素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与判断标准之一。因此，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基于此，部分地区可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治理模式，提高其供给水平和公平程度（王静等，2023）。其次是通过乡村体育文化发展提升其道德水平。根据亚当·斯密之“道德人”假设，人们在诉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还会通过道德自律方式进行本我的锤炼（梁成艾，2022）。因此，人们追求生活富裕的奋斗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指人们作为“道德人”伦理标识的回归。在扶贫过程中，体育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产业功能，而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则也要帮助现代人从道德自觉走向道德自信，进而在“自律性、兼顾性、社会性”等“道德人”基本表征中凸显生活富裕的发展旨归。最后是通过体育发展培育人们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三农”情怀。如上所述，由于城市较好的生活配套设施和发展机遇，人们的“三农”情怀逐渐淡化。而以往脱贫攻坚的实践表明，没有“三农”情怀很难成为真正的乡村振兴践行者。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拥有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自然的教育元素，其富有乡土气息的体育活动开展可以有效培育农民敬畏自然、探索自然和热爱自然的人文精神，从而为乡村振兴培养出一批知农、懂农和爱农的“新农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涉及物质、精神和生态等不同结构维度，既要继续助力农民物质富裕，也要关注脱贫农民的精神生活，更要强调追求绿色共富。因此，在助力维度上应该跳出对象本身的特定局域，形成“目标在内、视野在外”的系统意识，以期实现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效。首先是继续助力农民群体物质富裕。从以往体育扶贫实践来看，由于起始时间较短，基本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导致社会力量主导下的乡村体育市场未能得到健康发展。如福建省部分依靠运动球鞋发家致富的乡村地区由于不重视品牌的培育和塑造，其利润不断受到外部市场的压榨，导致村民的收益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要从脱贫攻坚“压力”下的任务型治理向“放活”下的发展型治理转变，以期最大程度实现村民的物质富足。其次是要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从体育扶贫的过程来看，更多是对物质经济层面的帮扶实践。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人的生活不断向着“更好”存在状态跃升是生活存在和生活意识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要在不断提升物质获得感的同时，重视体育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独特作用。最后是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共富。如上所述，部分乡村地区大力引进体育用品低端加工制造业，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朱罗敬等，2020）。而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环境保护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体育的集聚效应，将资金、人才、信息和技术等要素资源向乡村地区倾斜配置，从而逐渐实现当地经济的良性低碳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渐进性与赶超性相结合的基本特征，其共同富裕实现必须要内生与外压的有机融合（何爱国，2022）。以往部分地区仅关注到脱贫的硬性指标，以致于过于注重“外部输血”而不注重“内生造血”。而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实施区域更加广阔、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必须持续激发各行各业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实现。因此，面对不同乡村地区内外部条件的差异性，体育助力乡村振兴要采取层次化的实践模式。首先是在部分发展水平不高的乡村地区，继续通过外部资源输入实行“输血式”发展。具体而言，要继续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赛事引入等传统方式保持乡村地区的发展势头，巩固体育扶贫成果，实现“体育扶贫”和“体育助振”的有效衔接。在这个过程中，要改变“缺什么”直接“给什么”的救济式干预，而是要从以物资供给为主的外源式援助转向以能力培养为重点的内生式帮扶。其次是根据乡村地区的本土和内生取向，对其采取“在地式”发展。相比传统的“输血式”模式，“在地式”则更能具体地发现当地乡村体育发展所处的起点、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资源，从而更加容易关注到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容需要和实践创新。因此，在乡村体育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要积极营造体育消费新场景，打造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打卡地”，积极推动生态体育资源的价值转化。最后是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的“造血式”发展，实现由“要我脱贫”向“我要致富”转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部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与城市相差无几。如江苏小杨村以生态体育为亮点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村民的生活富裕。然而富裕起来的个别村民却出现了不思进取，沉迷于享乐甚至挥霍的现象（王露璐，2021）。因此，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除了要继续激发村民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也要进一步提升其奋斗意志，将外部有利的经济因素和制度措施转化为继续发展的内生力量。

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既需要理论构建，又需要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作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沿着“八八战略”的指引，依托“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的实施，在这个方面已经形成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有效结合的典型样本。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归纳总结了浙江省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所形成的3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共富模式，以期科学寻找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和发展规律。

高虹镇地处浙江省临安区东北部。1978年12月，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当时高虹镇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鼓励村民自主经营荒山，发展林业经济。但该政策在一些短视村民那里却成了肆意“卖山头”的通行证，许多人纷纷加入乱砍滥伐的行列。在后来卖完“山头”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初高虹镇政府引进了节能灯产业，在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破坏问题。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离高虹镇不到50 km的安吉县余村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在“两山”理念的感召和指引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高虹镇政府提出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乡村发展新规划，积极探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赢之路。

高虹镇在探索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主要是利用体育打通了“两山”转化通道。一方面，做生态资本存量，摆脱生态贫困。高虹镇积极引进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对已经消失或者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性有机复原。首先是以重构“自然-经济-社会”关系为导向，实施农村河道疏浚、驳岸整治工程，加强村庄水污染综合治理，实现绿水长流。其次是以“全域整治”为引擎，积极实施山林修复工程，在狮子山等各个山头地块开展植树造林工作，实现青山重现。最后在前两项工作实施的基础上，高虹镇村民在体育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过程中有所收获，生态环境保护从而成为其内生的行动自觉。当前村民主动关心和积极参与村庄环境的规划、设计与建设，生态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和生产消费模式也已基本形成。另一方面，做生态资本价值转化，利用体育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发展。2017年，高虹镇借助乡村振兴专项资金400万元将狮子山打造成了华东地区最大的自然攀岩胜地，每年定期开展攀岩节和水上攀石大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因地制宜地开发了攀树、飞拉达、竹林溜索和极限大摆荡等户外运动项目群。2018年，高虹镇以户外运动为卖点得到了社会力量的青睐，专业运营商的入驻带来了商业化运营模式、复合型经营人才和先进数字技术等现代化生产要素。在经营过程中，外部市场需求对高虹镇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为了完善产业布局、加强产业纵深，高虹镇的龙上村、石门村与大山村联合打造了“龙门秘境”的商业品牌（傅钢强等，2023）。随着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村庄的传统文化、特色产品、生态餐饮和体育旅游等稳步向外拓展，激发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高虹镇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输出了生态发展的理念，为全国各地通过体育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实现绿色共富提供了借鉴模式。

上官乡地处浙江省富阳区东南部，区域总面积27.1 km²。与临安高虹镇相同，改革开放后富阳上官乡政府积极鼓励村民到小商品市场进行经营，并允许个人合办乡镇集体企业。于是，在上官乡就出现了村民将自己生产的竹制羽毛球拍带到城乡农副产品市场进行销售的经济行为。1992年，受到“南巡讲话”的鼓舞，上官乡制造羽毛球拍的规模迅速扩张，并从单一的羽毛球拍生产扩展到沙滩拍、网球拍和乒乓球拍的多元生产，制作材料也从竹升级到铁、铝、碳素和纳米，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体育用品生产特色区域（杨明等，2014）。由此，上官乡依靠球拍发家致富的事实极大推动了周边乡镇发展体育用品产业的积极性，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享有“中国球拍之乡”“中国球拍出口基地”称号的上官乡在探索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优势。一方面是做大体育产业集群，做强共富联合体。在改革开放初期，上官乡村民参与体育用品生产销售的动机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被生活所迫而引发的“诱致性变迁”。然而周边的场口镇、新登镇等则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在一些乡村能人的带动下开始专业生产龙舟、赛艇和滑翔伞等，实现了从一个乡的“单打独斗”升级到整个区的体育用品品牌塑造和产业集群（邵明虎，2019）。与此同时，在内容上也以体育用品为核心将产业集群扩展到体育旅游、培训和研发等多个业态。如利用富春江和永安山等山水资源创办了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节和永安山滑翔伞嘉年华等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消费者。在此基础上，富阳区感知到了未来体育发展的有利前景，在实践过程中积极以党建联盟的形式构建体育共富联合体，从而实现利用体育带动周边乡镇“共建共富共享”（图1）。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共富联合体，提升体育的要素集聚功能。体育作为天然的“粘合剂”，具有一定的引流功能，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如2016年，上官乡全乡常住人口仅7 000多人，而从事球拍产业工作的外来人口则高达2 500余人，为上官乡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真正实现产业要素集聚则是在乡村共富联合体初步构建之后，上官乡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协作明显增进，有效推动了社会要素资源的相互流动和惯性积累。如上官乡球拍产业园就积极引进受降镇健身器材制造业的“数字＋工坊”新模式，搭建直播基地，成功举办了上官球拍云展直播大赛，实现球拍销售的逆势增长。2023年，《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关于2023年富阳区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规范发展强村公司，推广“片区组团”发展模式，推进实施区级“飞地”抱团项目。在此背景下，上官的球拍产业、新登的龙舟产业、洞桥的自行车配件产业、受降的健身器材产业和东洲的水上航模产业开始进行联动建设，目的就是集聚要素资源、实现抱团发展。

图1 富阳区体育联合共富体

Figure 1 Fuyang District Sports Community for Shared Prosperity

德清县位于浙江省北部，总面积936 km²。2018年11月，联合国首届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在德清召开。借助这一契机，德清构建了全省首个县域“城市大脑”智慧平台，并成为浙江省“城市大脑”建设应用的第一批示范试点。此后，德清县大力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工作，于2022年入选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和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2023年3月29日，由德清县牵头起草的《数字乡村建设规范》正式发布实施，该标准为国内首个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的地方标准。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德清县依托“数字体育”服务平台积极打造以全民健身电子地图查询、体育场馆运营、体育赛事组织、科学健身指导等为核心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区域智慧公共体育服务生态系统，着力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能力。

德清县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也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第二批试点地区之一。而全面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路径之一。因此，德清县主要从数字赋能入手，利用乡村体育发展大力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图2）。一方面是结合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数字乡村的建设打破了传统治理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存在形态和辐射范围，有利于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德清县通过打造“数字乡村一张图”整合治理现有的文化礼堂、健身场地等基础设施，以数字化手段拓展了群众体育锻炼的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加大体育与医卫结合的力度和范围，为乡村村民提供线上体质健康测试服务。村民们可以登录“浙里健身”进行线上预约并微信关注“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公众号进行体测注册，从而生成每个人专属的体质测评码（浙江省体育局，2022）。当前，德清县依托“乡村治理数据底座”，合理布局国民体质测试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全县13个镇（街道）卫生院全部设有国民体质监测站，推广“运动处方”实现了镇街全覆盖。另一方面是引入社会力量，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服务。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数字乡村的建设为社会力量参与高品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了良好的路径和平台。此外，德清县专门出台了“体育产业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将政府承办的体育赛事活动全部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市场化运营，先后举办了TNF100莫干山国际越野赛、凯乐石莫干山国际跑山赛、侠客国度国际障碍挑战赛和德清国际竹海马拉松等赛事。德清县还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建立了县域文旅体数据仓，并以莫干山运动休闲指数为典型案例探索体育综合体、户外营地等区域信息的自动感知和采集发布，有效提升了公共体育服务的精准化能力。德清县在数字赋能公共体育服务更高水平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城乡、乡镇之间的衔接变得更加顺畅，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乡村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外部社会资源的创造性增值，从而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

图2 通过体育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共同富裕

Figure 2 Achieving Shared Prosperit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从浙江省的探索实践来看，把市场的开放活力与政府的科学规划有效互动起来，是浙江省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的秘诀所在。

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有为，唤醒乡村“沉睡”的体育资源。近年来，浙江省政府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数字化变革为动力，对政府治理进行了多次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在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方面， “政府之手”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不断完善市场体制机制，规范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标准和路径（柳鸣毅等，2022），避免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生产伪劣产品等不良现象。与此同时，浙江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同志2003年提出的“八八战略”为指引，大力实施“千万工程”，政府出资对乡村人居和生态环境进行美化改造，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高虹镇就是以“千万工程”为依托，大力开展河道清淤疏浚、美丽公路建设和庭院维修改造等“靓村”行动，深度激活和释放了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此后，在政府的多方赋能下，高虹镇利用辖区内“沉睡”多年的生态资源开发了百年大梯田、千年古村落、万年峭岩壁和亿年巨石阵等体育旅游景点。更值得一提的是，高虹镇政府积极做好服务工作，其主要成员多次到上海、南京和苏州等地调研走访，并与多家旅行社负责人沟通交流，主动推介美丽生态体育产品。

另一方面，市场要科学有效，吸引社会资源要素“下乡”。市场是一个交换系统，能够借助价格形成对行为的刺激，从而控制服务及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为社会力量参与和实现价值转化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从恢复农村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起步，在直面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农副产品市场和工业小商品市场。当时，浙江省体育助力乡村社会发展主要依靠这些非体育类的市场体系，通过共同分享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催生了上官乡等乡镇村民进行体育小商品销售的实践活动。然而当时大多数村民个体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乡村体育发展的意识比较淡薄，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发家致富的渴望，社会资源要素融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体系逐渐转型细分，一个公平、守信和透明的现代化体育产业市场逐渐形成（李刚等，2020）。成熟发展的体育市场对浙江省的微观企业主体形成了有效激励，吸引了城市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社会资源要素逐渐进入到乡村体育领域。上官乡也实现了从“家庭小作坊”到“省级小微产业园”，再到“中国球拍之乡”的蝶变。如今，随着以上官乡体育用品为中心的共富联合体的逐渐形成，在土地、农房、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得到有效聚集的同时，也实现了交易平台、营销渠道和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互通共享。

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如何将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形成有效的整体合力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理论命题。从浙江省探索实践来看，构造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理想进路，需要以外部力量的有效赋能为前提，以内生动力的培育激活为关键，以内外力量的充分整合为归属。

一方面是外部力量的有效赋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党和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外部力量在农村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在上述案例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精神，201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2年）》，提出农信机构新增信贷投入5 000亿元以上，其他金融机构要增加对乡村振兴的信贷投放。截至2020年末，浙江农信累计投放乡村振兴领域贷款5 013亿元，用3年时间提前完成了“5年新增5 000亿元贷款”的目标（杭州日报，2021）。如临安高虹镇充分利用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将狮子山打造成了华东地区最大的自然岩壁攀岩胜地。2021年9月1日，《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体育进一步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基于此，浙江省体育局先后培育了6批省级运动休闲乡镇，并成功打造了“环浙步道”“百村万帐”“生态运动会”等品牌IP（谷佳奇等，2022）。为了着力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022年6月8日，浙江省乡村振兴（26县）十大助力行动正式启动，体育助力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了行动之一。2023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乡村振兴支持政策二十条》，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是内生动力的有效培育，得到村民的积极参与。在我国乡村体育发展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受到明显制约。在体育扶贫时期，也更多依托的是外部力量的注入，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兴旺发达，但从本质而言，这种帮扶模式不利于将解决根本性贫困的思维内嵌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框架，无法形成自我能力塑造与提升的内生机制，甚至导致“等靠要”依赖性的强化。因此，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唯有具备内生动力，才能推动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内生式发展十分重视地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强调对本土力量的有效培育，让村民真正行使乡村发展主体的权利。如近几年富阳上官乡和周边乡镇就将体育用品生产作为共同的心理需求和价值发展基础，先后培育了富康、搏明顿、索迪曼、飞鹰、祥瑞等一大批知名本土品牌，实现了自我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当然，浙江省的典型案例也充分表明，激发内生力量的关键是要让村民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使其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共同富裕实现的主体。高虹镇为了提高村民参与体育发展的积极性，采用“政府＋村集体＋企业＋村民”的利益联结方式让村民参与二次分配，在体育打通“两山”转化通道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促成了本地村民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农村青壮年持续外流，并且呈现出外出农民的涉农利益不断弱化，对乡村发展的信心持续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体育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初始实践中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发挥特色优势才能迅速打开局面。因此，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要从重点突破向协同发展推进。

一方面，要发挥优势重点突破，实现破题开篇。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系统复杂性，其有效性在于众多要素的合力推进，但最为基础的因素还是当地特色优势的发挥。在上述案例中，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助力模式，都是在精准定位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开始独立探索，才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如上官乡本身就是浙江省著名的“毛竹之乡”，拥有十分丰富的毛竹资源。改革开放初期，上官乡人靠山吃山，发挥竹资源富集优势制作出了第一副羽毛球拍。此后，在这个小乡镇涌现出了上百家羽毛球拍生产厂家，球拍特色产业应运而生。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以上官乡为代表的一大批小乡村大力重点发展以体育用品生产为主的体育产业，浙江省也成为了著名的体育用品大省（杨明等，2016）。这一经济行为很快得到了周边百姓的青睐和支持，利用体育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典型案例中德清县也是重点抓住了浙江省数字化改革这个“牛鼻子”，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契机有效提升了乡村体育的治理水平，推动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多元化和品质化供给，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要良性竞争协同推进，实现联合共富。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的谈话中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浙江省体育助力乡村社会发展的主体仅是当地少数村民。而部分村民的发家致富，迅速带动了周边其他地区村民的广泛参与。当然，由于社会力量的逐利天性，在这个过程中也滋生了同质化产品恶意竞争等亟需厘清的问题。后来政府对其进行了有效规制，并在做强上官乡球拍产业的同时，引导培育出了新登镇龙舟等其他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当前，富阳区各个乡镇在可持续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分工与协作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区域的良性协同发展。除了区域间的良性竞争之外，政府和社会之间也要相互协同、进退有据。目前，浙江省政府与社会力量经过长期磨合，已基本形成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何建华，2018）。如上所述，德清县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由政府来兜底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确保服务均等化；而对于政府提供不了或难以顾及的服务，则由社会力量补充实施。如针对体育赛事活动质量不高的现状，德清县政府提出将各类赛事活动全部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市场化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除竹海马拉松以外，其余大型体育赛事均由企业投资主办，政府不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TNF100、侠客国度、凯乐石跑山赛3项赛事还入选了浙江省重点培育体育赛事品牌名录库。

从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本质是要从共同富裕的高度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前，在中央层面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体育扶贫”到“体育助振”的政策调整优化任务已经基本明确。然而，从目前的基层实践情况来看，部分地方在体育扶贫时期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擅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任务型治贫模式，缺乏对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正确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明确未来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指向。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基本物质基础。从经济角度而言，要继续发挥体育的融合功能，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发达。首先要通过体育调整乡村产业结构。由于农业具有自然、生态和文化等多重属性，体育与农业的跨界融合可以延伸出乡村休闲农业、民俗体验和健康疗养等多种新兴业态，从而优化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郭俊华等，2023）。如上所述，高虹镇原先单一的节能灯产业结构导致村落经济十分脆弱，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村庄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后来对攀岩、露营和溜索等户外项目的开发有效开拓了当地的产业结构体系。其次要通过体育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具体而言，体育与农业的交叉融合可以有效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从而扩大农业的经济规模。如最近因“村超”而闻名的榕江县在赛场设立了农特产品销售点，带动榕江西瓜、杨梅、青白茶、葛根粉、腌鱼等农特产品销售超过1 000万元，成功实现了流量变现（中国日报网，2023）。最后要通过体育深化乡村产业融合。乡村旅游包含了观光、休闲、教育、健身等多重性需求，与人们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相适应，为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十足的内生动力。通过体育可以把消费者留在当地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推动各个系统要素资源主动打破传统边界，最终形成一个立足于本地文化、根植于当地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体。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外部环境。实践证明，生态宜居不仅给体育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也会加快推动山水生态资源的资本转化和价值增值。因此，首先要通过体育发展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我国乡村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公共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出行难、环境差和信号差等问题依然突出。通过体育发展能倒逼对交通路网、通信基站等设施的投资建设，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短缺的现状。如金华市婺城区就利用运动休闲小镇建设的契机，健全了交通网络、丰富了配套设施（王函明等，2023）。其次是要通过体育发展整治乡村人居环境。为了体育旅游等业态的蓬勃发展，通过污水治理等措施积极推动人居环境改善，实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和环境更优美。最后是要通过体育发展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当前碳中和、碳达峰的大背景对乡村地区的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通过体育发展可以直接或间接提升村民和当地企业等主体的环保意识。如杭州千岛湖航海帆船中心牵头开展了“净岛行动”，定期组织俱乐部教练和会员驾驶皮划艇参与周边水域陆地的净化活动，通过低碳的活动方式引领更多人践行文明环保理念（郑芳等，2021）。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抓手之一。而长期以来，在传统发展思路的影响之下，乡村建设存在重物质发展、轻文化建设的倾向，导致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人情攀比等社会问题不断（赵紫燕等，2023）。因此，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要积极利用体育塑造良好的乡村社会风气，持续促进乡风文明的建设。首先是通过体育发展来传承和保护乡村文化。部分乡村地区特有的民间工艺、图腾文字和服饰建筑等面临逐渐消逝的困境，可以借助体育的融合发展将这些宝贵的文化要素传递给更多社会大众。其次是体育为乡村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服务空间。乡村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既要留得住乡音、乡风、乡思，也要能融入现代文明。通过发展体育，可以在继承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将具有现代特性的城市文明融入进来，为乡土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郭修金等，2021）。最后是发展体育可以有效引领和谐社会风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乡村体育节事活动，可以使得整个乡村社会更加邻里和睦、乡风文明。与此同时，在对乡村体育赛事的推广宣传中，可以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促使村民主动约束自身行为，从而形成主动健康、互尊互助、和谐共处的良好社会氛围。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基本框架遵循。发展体育可以视为一种“软治理”，可能成为乡村地区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密码”。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要积极利用体育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首先是体育发展可以吸引乡村自治主体的回归。当地村民最了解自身需求、本地优势和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始终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建设者和主要受益人。而体育的发展可以产生巨大的反虹吸效应，吸引大量在外的优秀人才返乡就业创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村庄治理主体的“空心化”问题。其次是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可以提升村民的自治意识。体育的发展能够提高村民与村内公共服务之间的利益联结度，提高当地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成为乡村治理真正的“主人”。如临海市白水洋镇就通过体育赛事活动的举办有效拓展了“体育治镇”的基本内涵，放大了体育运动对乡村治理的推动作用，改善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悬浮化问题（新华网，2022）。最后是体育的发展可以形成下沉式的自治单元。传统的自治单元主要是指自然村、村民小组和农村社区等，而乡村基层体育组织却是更加下沉式的自治单元，可以自我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潜在冲突和实际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乡村治理“一刀切”的行政管理程序。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共同富裕实现的目标追求方向。对于农民群体而言，生活富裕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资产收入的充实、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和美好生活的期待3个方面（金炜玲，2022）。因此，在共同富裕追求过程中既要通过体育持续提升村民收入，也要利用其提高村民的民生保障水平，并使运动休闲成为村民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首先要进一步挖掘体育的生态产业价值。实践证明，只要生态保护，不要经济增长，无法走上富裕道路；只要经济增长，不要生态保护，共同富裕则不可持续。因此，要在遵循绿色低碳理念的基础上发展体育产业，实现绿色共富。其次是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种重要的再分配方式，也是衡量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主要标志。因此，体育助力生活富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构建更加完善的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努力缩小城乡之间享受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差距（姚磊，2022）。最后要不断将体育融入村民的生活方式。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富足的生活，更来源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因此，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要进一步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通过积极引导让村民正确认识体育、参与体育和享受体育，从而获得更加品质化的生活方式。

回顾历史，体育一直镶嵌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审视当下，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在目标定位、理论价值、实践维度和操作模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经过前期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已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助力模式。展望未来，由于乡村社会的现实环境，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结构复杂性，尚需要紧密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方针”来探寻其具体的实践路径。因此，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实施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是紧扣时代脉搏、契合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适时之举

想关注《体育科学》内容首发公众号

扫描下方二维码